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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本案金蘭公司是否應就貨物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作者:博發彩票平臺|發布時間:2011/10/27

【案情】 原告:蘇州捷通貨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捷通公司)。 被告:蘇州市金蘭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蘭公司)。 2004年6月23日,蘇州三威紙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威公司)與捷通公司簽訂貨物運輸協議書一份,三威公司委托捷通公司將105卷熱敏紙發至廣州冠泰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冠泰公司)林建飛處,重量為20噸,運費為15000元。同日,捷通公司又與金蘭公司簽訂“蘇州金蘭貨運代理有限公司運單”一份,捷通公司轉托金蘭公司運輸上述貨物,運費為13600元,“保價3‰”一欄空白,捷通公司與金蘭公司均于運單正面簽章確認。該運單正面的末尾以運單正文字體標注“托運協議在客戶聯后面”。運單客戶聯后所附“托運協議”第四條“保險責任”規定,“托運人應聲明貨物的實際價值并主動參加貨物保險。參加貨物保險的,一旦出現貨損或丟失等,在運輸過程中屬承運公司責任的事故,按保險公司賠償的金額賠償;未參加保險的貨物,屬于承運公司貨損、貨失時,承運公司最多只承擔受損貨物運費的10倍作為賠償(按實際損失件數平均計算)。”同日,金蘭公司又轉托蘇州中鐵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鐵公司)將上述貨物辦理鐵路托運,僅按總價1萬元向鐵路部門保價。 2004年6月24日,三威公司向冠泰公司開具發票三份,品名為“卷筒熱敏紙”,開票金額總計為265085.52元,重量總計為20噸。2004年7月8日,冠泰公司林建飛通過傳真向三威公司發出“貨物破損證明”一份,載明收貨后發現部分熱敏紙破損嚴重,至少損失6182元,要求三威公司進行賠償。三威公司遂向捷通公司提出賠償請求。2004年12月20日,三威公司開具“收據”一份,載明收到捷通公司“損壞紙張賠償款”6182元。2005年2月16日,三威公司出具“證明”一份,載明其“已經按照實際受損價值6182元向蘇州捷通貨運有限公司索賠,并獲得賠償”。中鐵公司于2005年6月20日及6月21日各出具證明一份,證實其用以向羊城鐵路總公司廣州南站(下稱廣州南站)索賠6182元的書面依據正是由金蘭公司提供的。根據廣州南站出具的“貨運記錄”、“事故貨物鑒定書”記載,所運熱敏紙原值26萬余元,損壞7件,由于保價不足,按全批保1萬元計算,損款1944.12元。捷通公司于2005年6月1日訴至法院,請求判令金蘭公司賠償損失6182元,并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審判】 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熱敏紙的實際損失是多少?捷通公司提供的上述證據,雖因金蘭公司未到庭,無法質證,但以金蘭公司答辯意見看,首先對如下事實予以認定,原、被告間存在運輸合同,且合法有效;其次,該筆運輸中熱敏紙受損,且受損價值大于1944.12元;再次,考慮到本案所涉合同為原、被告之間發生,雖然金蘭公司委托中鐵公司運輸,但依據合同相對性原理來看,中鐵公司的行為應由金蘭公司來負擔責任,故由于中鐵公司保價不足致賠償不足的責任,應由金蘭公司負擔。結合捷通公司的陳述及提供的收貨人林建飛出具的損失明細、林建飛向三威公司索賠、三威公司向捷通公司索賠及中鐵公司、三威公司共同認定的金蘭公司已知道受損額為6182元且中鐵公司就是依據金蘭公司提供的損失額為6182元的依據向鐵路運輸部門索賠的情況看,上述證據間能相互印證,可認定熱敏紙的實際損失為6182元。同時,從受損情況看,貨損發生后,承運人的檢驗是最接近事發時間的,本應能出具實際損失的有力證據,卻由于金蘭公司保價不足而未能出具,只出具了以保價1萬元計算的貨損1944.12元的證明,這只能證明實際貨損大于1944.12元,而并非實際貨損,按上述,此責任應由金蘭公司承擔。綜上,捷通公司按6182元向金蘭公司提出索賠,可支持。至于捷通公司主張的原約定由公路運輸而金蘭公司擅自改為鐵路運輸的意見,因與造成熱敏紙損失無必然聯系,且未提供證據證明,故不予采信。金蘭公司稱捷通公司未申明價值,故只認定保價1萬元的意見,未提供證據,且與捷通公司提供的上述證據不符,故不予采信;其稱林建飛的損失證明不能相信,與其將此損失明細主動提供給中鐵公司的行為相悖,故亦不予采信。金蘭公司承運貨物發生貨損,應承擔由此引起的相應法律責任。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條、第三百一十一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金蘭公司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賠償捷通公司損失人民幣6182元。案件受理費257元,其他訴訟費200元,合計人民幣457元由金蘭公司負擔。 金蘭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金蘭公司作為承運人應將捷通公司托運的貨物安全運達目的地,鑒于部分貨物在運輸過程中發生破損,金蘭公司又不能證明貨物的損壞是因不可抗力、貨物本身的自然性質或者合理損耗以及托運人、收貨人的過錯所造成,其理應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金蘭公司雖在運單背面的“托運協議”中規定了減輕承運人賠償義務、限制托運人索賠權利的格式條款,但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該責任限制格式條款的存在,其內容亦不符合公平確定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合同法基本原則,故該責任限制格式條款對托運人不產生合同上的約束力。捷通公司所主張的托運貨物的貨損情況及損失金額與鐵路部門出具的書面材料所證明的內容之間存在內在一致性,并且金蘭公司也已接受了捷通公司的索賠轉而要求中鐵公司向鐵路部門索賠6182元,應予認定。金蘭公司沒有提供證據證明捷通公司已經接受了鐵路部門支付的賠款,而鐵路部門所確定的賠償金額也不應成為金蘭公司向捷通公司承擔貨損賠償責任的限額。據此,上訴人金蘭公司的上訴理由,缺乏相應的事實和法律根據,本院不予采信。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實體處理并無不當。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257元,其他訴訟費100元,合計人民幣357元由上訴人金蘭公司負擔。

【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金蘭公司是否應就捷通公司所主張的6182元貨物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具體涉及以下三個問題:

1、金蘭公司對于捷通公司的貨物損失應否承擔賠償責任;

2、捷通公司主張損害賠償金額為6182元的索賠依據能否認定;

3、捷通公司向金蘭公司提出的索賠金額是否應受運單背面“托運協議”中責任限制條款的約束。

 一、金蘭公司對于捷通公司的貨物損失應否承擔賠償責任。

 承運人應將貨物安全運達目的地,這是貨物運輸合同中承運人的一項基本義務。承運人對于運輸過程中貨物的毀損、滅失應承擔賠償責任,除非承運人能夠證明貨物的毀損、滅失是因不可抗力、貨物本身的自然性質或者合理損耗以及托運人、收貨人的過錯所造成。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條的規定固然要求托運人應當向承運人準確表明有關貨物運輸的必要情況,但托運人未履行上述如實申報的義務,并不當然構成承運人承擔賠償責任的免責事由。托運人是否聲明貨物的價值與貨物在運輸過程中的毀損、滅失缺乏事實和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托運人未聲明貨物價值不能成為承運人要求免除賠償責任的合法依據。況且,單就貨物價值而言也并不在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條所列明的必要申報事項之中。 托運人申報貨物情況的時間一般是在簽訂運輸合同或填寫運單之時,本案當事人之間除運單之外未另簽運輸合同,運單對于承運人來說就是運送貨物的情況說明書。本案當事人所簽運單系由承運人提供,運單正面采用表格填空的方式列明了承運人所要了解的貨物運輸情況,其中并無要求托運人聲明貨物價值的欄目。雖有“保價3‰”一欄需要涉及貨物價值,但此欄特為計付保價而設,托運人一旦填報即意味著選擇了保價運輸,顯然不屬于托運貨物價值的專門聲明條款。可見,承運人在制作運單時,至少不認為有以書面方式了解貨物價值的必要,捷通公司辯稱以口頭告知的方式向金蘭公司聲明貨物價值,其告知方式并不為金蘭公司所排斥,并且金蘭公司也已實際接受了該筆運輸業務。承運人金蘭公司沒有理由要求托運人捷通公司在由承運人提供的運單欄目之外另作告知貨物價值的書面聲明。 因此,金蘭公司根據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條的規定,以捷通公司未向其聲明所運貨物的價值為由,拒絕承擔因此而造成的損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不能成立。金蘭公司應對捷通公司的貨物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二、捷通公司主張損害賠償金額為6182元的索賠依據能否認定。

 捷通公司主張損害賠償金額為6182元的直接依據是2004年7月8日由冠泰公司林建飛出具給三威公司的“貨物破損證明”,該證明詳細列明了熱敏紙的破損數量及破損程度,并根據“貨損金額=受損貨物數量×貨物單價”的公式計算出此次貨物破損所造成的直接損失至少為6182元。盡管金蘭公司在上訴中對于捷通公司所提供的所有來自于其客戶方的計賠依據均表示懷疑,但僅以金蘭公司不持異議的由鐵路部門出具的有關材料已足以證明捷通公司索賠金額的合理性。根據廣州南站出具的“事故貨物鑒定書”的記載,全批貨物原值為26萬余元,由于保價不足,按全批貨物保1萬元、受損貨物7件計算,賠償金額為1944.12元(其中944元為貨物殘值、1000.12元為貨損金額);換而言之,鐵路部門認定的貨損率高達10%,按貨物原值計算,實際貨損金額遠遠超出了捷通公司所主張的6182元。可見,捷通公司提出的6182元索賠額至多僅相當于貨損所造成的直接損失,并未超出金蘭公司在締約時應當預見到的違約可能造成的損失。而廣州南站出具的“貨運記錄”(貨主頁)在“事故詳細情況”一欄中記載,共有12件包裝全破,其中“5件表檢無異,7件均不同程度破,最大800×200mm,最小200×150mm,深度最大50 mm,最淺10 mm”,其對貨損情況的定量描述雖不及前述冠泰公司的“貨物破損證明”詳盡,但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該證明所反映的貨損情況的客觀性。相比較而言,金蘭公司作為承運人比捷通公司更接近實際的運輸環節,在接到捷通公司的索賠請求之后,也更有能力且更有責任立即了解貨物損失的真實情況以及受損貨物的實際價值,從而確定自己對托運人的賠償金額以及向轉承運人的索賠金額。實際上,貨損事故發生后捷通公司在提出索賠時,即向金蘭公司提供了“貨物破損證明”,金蘭公司當時并未對該證明所記載的貨損情況及損失金額提出異議 ,而是以此為依據要求中鐵公司向鐵路部門索賠6182元。金蘭公司作為商事主體理應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和維護者,金蘭公司的上述行為應當是建立在對貨物損失的真實情況以及受損貨物的實際價值已有足夠了解,至少也是在對捷通公司所主張的貨損情況及損失金額已然基本認同的基礎之上。盡管在鐵路部門明確了不能足額賠償之后,金蘭公司又對捷通公司的索賠依據表示了懷疑,但卻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當初賴以作出判斷的事實基礎發生了任何變化。因此,捷通公司主張損害賠償金額為6182元的索賠依據應予認定。

三、捷通公司向金蘭公司提出的索賠金額是否應受運單背面“托運協議”中責任限制條款的約束。

 金蘭公司與捷通公司所簽“蘇州金蘭貨運代理有限公司運單”背面的“托運協議”系金蘭公司為與不特定對象交易時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在訂立合同時不能與對方協商的格式條款。其中的第四條將承運人的賠償責任區分為投保和未投保兩種情形:托運人投保的,承運人的賠償責任以保險公司的賠償金額為限;托運人未投保的,承運人的賠償責任則以受損貨物運費的10倍為限。上述規定名為“保險責任”條款實為承運人賠償責任限制條款。在貨物運輸合同關系中,除有法定免責事由,承運人應對運輸過程中貨物的毀損、滅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這是承運人的一項主要義務;與之相對應,要求承運人賠償因法定免責事由以外的原因所致貨物毀損、滅失而遭受的損失,也是托運人的一項主要權利。金蘭公司作為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理應以合理方式提請托運人注意減輕承運人主要義務、限制托運人主要權利的責任限制條款。本案中的“托運協議”印制于金蘭公司提供的運單背面且協議內容均為小字印刷條款,而需要由當事人填寫并簽章確認的欄目只限于運單正面,金蘭公司僅以運單正文之一般字體于運單正面的末尾標注“托運協議在客戶聯后面”。可見,金蘭公司作為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當事人,既未采用具有顯著性的文字提請托運人注意運單背面附有“托運協議”,也未將責任限制條款在“托運協議”中明顯地標識出來,更未采取其他合理措施提請托運人注意責任限制條款的存在。因此,該責任限制格式條款對托運人不產生合同上的約束力。 “托運協議”第四條規定,“托運人應聲明貨物的實際價值并主動參加貨物保險”,就其文義而言,承運人表達了要求托運人應當主動投保貨物運輸險的強烈意愿。然而,托運人為運輸貨物投保只是為了彌補承運人賠償責任能力可能存在的不足,托運人有權自主選擇是否投保以及是否足額投保。這與承運人依法所應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本案中的承運人金蘭公司通過格式條款將托運人是否投保與承運人的賠償責任限額直接聯系,對投保托運人的賠償以保險公司的賠償額為限,而對未投保托運人的賠償僅以受損貨物運費的10倍為限,明顯混淆了托運人所享有的投保權利與承運人所負有的賠償義務的界限,在事實上將投保貨物運輸險規定為托運人的一項應然義務,不符合公平確定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合同法基本原則。上述責任限制條款在形式上雖設置了兩個選項,托運人似有可選擇的自由,但在實質上托運人只有選擇不公平選項的自由,而公平的結果不可能從不公平的選項中產生。可見,該責任限制格式條款在內容上也不具有合理性。 因此,捷通公司向金蘭公司提出的索賠金額不應受到運單背面“托運協議”中責任限制條款的約束。

來源:中國法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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